菊、竹、梅、兰四君子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代表题材，向为诗人墨客所喜，以此表现自我清高脱俗的性格，或作为品德的借鉴。其中，菊花因其气清香，又耐寒霜，经常被用以象征君子纯洁的美德；而竹子则是高拔劲挺，代表君子清高、坚毅不屈的情操。在此幅《竹菊图》中，大千将菊花与竹入画，并题上其所喜郑板桥之诗句“本为编篱护菊花，谁知老竹又生芽。千秋名士原同调，陶令王猷合一家。”生动传达出诗句所云：竹篱原为护菊而生，未料竹枝却发出新芽的特殊意象，并以此画寓意有德的高逸之士共处且相知相勉的情怀。

画面中，菊花依附直挺的老竹向上蓬勃生长，姿态曼妙。大千以淡墨快速画出菊花之花瓣，再施以藤黄点染，墨叶亦以没骨法写之，将叶子的正侧、反背、俯仰，描绘得相当生动自然。画面下方 的新篁，竹枝则分向左右斜出，此系大千以挺秀的中锋画成竹枝， 再以中锋、侧锋并用画出竹叶，行笔劲逸潇洒，带有浓厚的书法韵味，与墨色层次丰富的黄菊相映成趣。大千画菊有独到的体会，尝自谓：“菊是淩寒傲霜，绝无俯仰随人的姿态。画花瓣要从外面先画大瓣，用淡墨一层，再用较深的墨划一层。画菊梗用笔要有顿挫曲折，又含有挺健的意思。拿水墨浓淡的笔点叶，但最要疏密得宜，用笔好似卷云，间或一点飞白。”本幅黄菊一片天机自发，对照大千画语录，观者自可心领神会！

大千画花卉虽起步较早，且天分极高，然其此方面之技艺却经常为工笔人物和泼墨泼彩山水之盛名所掩，殊为可惜。他早年学画花卉，曾受海派画风影响，但因习气太重，后来改学明代水墨花卉写意大家陈淳与徐渭二人。大千曾说：“明季逸笔花卉，予最爱陈道复（陈淳），其高胜处，虽石田翁（沈周）亦当避席其稍后，当以徐青藤（徐渭）为巨擘。”观大千此幅画菊，布局剪裁得宜，用笔线条充满变化之美，且墨彩淋漓、用色清雅，无论与沈周浑朴粗淡的风格、陈淳清新简逸的韵味、抑或是徐渭野逸豪放的画风相比，都毫不逊色！

放眼近现代画坛，画花卉足与大千比肩者，恐非留法华裔画家常玉莫属。有意思的是，在常玉的花卉画里，亦经常可见“菊”之身影。如其《红底白菊》一幅即于代表喜气的红色背景中，以寥寥简单几笔勾勒出白菊优雅的姿态。透过菊的描写，画家不仅能寄托 其浓厚的乡愁，亦可借由花之姿态暗寓自己漂泊四海、日渐凋零的身躯。于花卉画中投射艺术家的自我人生与艺术美学，无论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张大千，或融合西方抽象表现风格的常玉，皆如此而为之。两人的艺术不仅超越中西时空界限，也具有创新与前瞻性，令人回味无穷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