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錄：

附陳景容開立之原作保證書

廖繼春是台灣前輩藝術家倍受讚譽的一位，他潛心於繪藝，作育英才無數，觀念最為先進創新。1924年廖繼春進入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，在同窗好友陳澄波的激勵之下，1928、1931年分別榮獲入選日本第九回與第十二回的帝國美術院展覽會（簡稱「帝展」）。早期描寫南國熱帶風光的圖畫，已融入了印象派與野獸派的風格，大膽的色調支配著他的畫面。此後，「色彩」儼然成為廖繼春畢生的最大特色。

1930、1940年代廖繼春已累積了可觀的繪畫經歷，創作成就斐然。由於要參加每年的「帝展」、「府展」、「台展」及「台陽展」等 ，作畫益加謹慎認真 ，因此作品的數量反而稀少。1947年廖繼春的知己陳澄波和長輩在二二八事變中犧牲，造成他內心極大的衝擊。這段哀痛逾恆的期間，根據畫家家人的描述，他不眠不食，連平日不離手的畫筆也有一段時間不再碰觸。

藝評家林惺嶽對於此時的創作有如是的描寫：「在僅圖溫飽的淒涼水平上，又遭到知己的良友與長輩的猝然逝去，使善良而敏感的廖繼春，陷入悲傷的低潮，在這個黯淡的時期，他的寫生空間也告收縮。畫面不再展現野外曠蕩的視野，而是室內及家居庭園的幽幽場景，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所留下的作品或圖片資料──〈百合花〉、〈鯉魚〉、〈荷花〉、〈窗外〉、〈火災〉、〈窗邊女孩〉、〈姊弟〉、〈二個女孩〉、〈室內〉、〈安平風景〉、〈少婦〉、〈裸女〉等等可以看出廖繼春一生最蟄伏時期的創作徵象。」（林惺嶽，〈跨越時代鴻溝的彩虹—論廖繼春的生涯及藝術〉，《台灣美術全集四！廖繼春》，藝術家出版社，台北，1992，頁25）

1940-50年代開始 ，廖繼春進入有獨特風格的野獸派畫風，戰爭結束後，新的政治、經濟及社會帶來變化，西潮思想衝擊著新的世代，舊有的傳統及權威開始鬆動。藝術家們籌組畫會、舉辦展覽，在畫壇面臨新舊衝突之際，廖繼春的繪畫也醞釀新的轉折，以色彩為主導，漸漸加入抽象的元素。因此，這段沈澱期的創作益發洗鍊沈穩。

《鯉魚》一作完成於1948年 ，採取較暗的色調 ，表現荷葉倒影間鯉魚遨遊的情景。這幅畫作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《荷花》（又稱《蓮花》）為同一年作品，《荷花》描寫波光粼粼裡荷花、荷葉的姿態，而《鯉魚》的畫面裡，花葉退為配角，富有動感的鯉魚成為主要描寫的對象。在兩幅作品中，《鯉魚》的尺幅較大，一直被懸掛在畫家的畫室內，與第十二回帝展的《有椰子樹的風景》相鄰。可見得，這幅畫在藝術家的心裡具有相當的份量。

廖繼春的學生、知名畫家陳景容對於作品《鯉魚》有深刻的印象，他曾經寫道：「民國四十一年，我考上師大之後，到老師當時所住的雲和街畫室參觀時，在牆壁上便掛了這幅畫鯉魚的作品。當時覺得在老師明亮色彩的作品中，這幅畫的色調顯得較為陰暗，可是卻有一股引人的魅力。後來仔細一想，這陰暗的池水，是為岸上柳樹的倒影，畫面上端有一道水光的反映。在池水中，有十來條鯉魚悠閒地浮游著。為了襯托鯉魚的紅色，便利用了池水中的樹影，有些在深處的鯉魚只淡淡地畫上一筆，更能顯出魚在水深處的感覺；在畫面上，魚群形成一種Ｓ型，顯得十分生動，而水上幾片荷葉又顯得如此之靜。左下端有一朵半開的荷花。」（參閱《廖繼春畫集》，國泰美術館，台北1981年3月，頁191）

根據陳景容的回憶 ，「...雲和街的畫室非常小 ，大約八個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，正面掛著入選帝展的《三棵椰子樹》（即《有椰子樹的風景》），左側的牆壁就掛著這幅《鯉魚》。我至今仍十分喜歡這兩幅作品，老師也一直掛在那裡，直到搬到和平東路的新家...。」

藝術家珍藏《鯉魚》十多年，後來被國泰美術館的蔡辰南先生購藏，並收錄在國泰美術館出版的《廖繼春畫集》裡。前台灣省教育廳副廳長賴順生及夫人一度擁有此畫，曾邀請陳景容看畫，並為這幅畫寫了上述的鑑賞短文。